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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的书写姿势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28:57 阅读: 来源:阳离子咪唑啉厂家

王羲之的书写姿势

“席地而坐”、“窗明几净”这些词语产生时,中国人还没有使用桌椅。确切地说,有毛笔以来的七千年,起码五千五百年是坐在地上,后来也只是坐在床上、榻上。

中国古人的坐,是两膝着地,脚掌朝上,屁股落在脚踝上。到南北朝胡床、胡椅引进才有了垂足坐。

我曾偶然看过一帧文物:西晋永宁二年的青釉双坐书写瓷俑,1958年在湖南长沙出土。两俑对坐,中间为一长方形几,上面放着砚台、笔与笔架。一俑似手捧几块板,这样的板明显是“牍”。古时的牍为薄木板所做,一尺左右,故为“尺牍”。另一俑则左手持一尺牍,右手执笔做书写状,正是阅读的姿势。

这说明,当时的几并不作书写时肘、腕的支撑和依托,只用来置放器物和文具。两瓷俑证明了西晋人的书写姿势,也证明了长达几千年中国人都是在手臂、手腕无依托的情况下用此种姿势书写。

西晋永宁二年,已是西晋的末年,东晋就出了王羲之了。王羲之也是用这种姿势书写的吗?王羲之的书论中没有提及,同时代的书家亦未提及。没有提及是因为没必要提及。只有一种情况下没有提及的必要,那就是众所周知,是一种常态。

我想,同期的绘画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反映。请看宋摹北齐《校书图》:图中一大床榻上坐了4个人,属文人学者,在校书。当时的书不是装订成册而是论“卷”的。

榻上校书者姿态不一:其中一人左手拿纸,右手执笔正在书写,姿势如同西晋瓷俑;一人右手执笔作休息状,左手持纸伸平远看,像是欣赏自己的书作。

画右还有一人则坐于平交椅,右手持笔,左手拉着纸下方,纸上方由侍者抻着。

从同期的家具看,当时的几案都很矮,几乎与床榻齐平。如将纸放于几案上悬臂书写,视觉与手要有二三尺之遥,是无法写当时的细腻小字的。若整个手臂放于几案上,好比人把头凑近至脚面,这显然是一个杂技动作,恐羲、献前贤不至于如此狼狈。稍分析,这分明不合生理自然。

画中坐于平交椅之人,将一尺来高、二尺来长的纸,放于几案上来写,岂不省事,却让书童如此抻纸,倒是证明了当时文人一般不在几上书写。古人总有书童在侧“磨墨抻纸”,早年的“抻纸”,大概就是这样的。

校书图(部分)

北齐的《校书图》与西晋瓷俑的书写方式如出一辙。

从西晋到北齐,期间近三百年,这正是书法所处的巅峰期,正是王字一统天下的时期。比如著名的《竹林七贤》图、《烈女传》等,都如实反映出当时“席地而坐”的生活状态。

女史箴图(部分)

《女史箴图》中,画有一站立女史,左手拿纸,右手执笔书写。古人所说的“依马立就”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可以断言,同时代的王羲之绝不是在几或桌子上书写。

垂足坐初期的书写姿势

在中国,高的桌子晚于椅凳产生。桌子源于几案,椅凳产生六七百年以后,才和高桌相配,几、案仍有它们的用处。

我不由得想,在垂足坐而又无桌子相配的六七百年中,人们又是怎样写字的呢?

唐、五代已有了桌子,但往往供放置餐饮、祭祀用具。当代的《宫乐图》《六尊者像》《听琴图》中较高的桌子,似都未作书写之用。

韩熙载夜宴图(部分)

五代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里,床榻边有几张桌子,但高低如同今天的几。同代王齐翰的《勘书图》中,主人坐于椅,身后亦有一高桌,其高度刚好与图中的椅子相配,而笔、纸、砚却置于面前齐膝高的方桌上。图告诉我们,这齐膝高的方桌才是用来书写的。

我再强调一下“齐膝”二字。

请设想,隋唐尚书小字,人坐于椅上,无论悬臂或卧齐膝几案书写,头与上身都将曲至膝部,先辈哪能这样捉弄自己。所以,我肯定,隋、唐、五代,书写的姿势仍是六朝的遗风。

宋人的书写姿势已与今相差无几

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已四处可见高的桌凳、桌椅相配使用。

在宋人《十八学士图》里,分明告诉了我们当时的书写姿势:人坐于床榻之上,面前放一高桌,桌面上平铺了一张纸,纸依旧是一尺来高、二尺多长,人则执笔欲向纸书写。纸的两头分别放置一棍状物,以使纸抻平,这就是我们至今使用的“镇尺”,当然是金属、玉石、硬木之类的重物。“镇尺”的产生,是用于纸平铺与桌面书写而不易卷折和移动,与抻纸的作用同。

又,南宋马远《西园雅集图》中,可见一人立于桌案边,一狭长的手卷平铺于上,人悬臂书写,亦有“镇尺”之物于上。

写到此让我想起明代唐寅临的五代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,他自作主张,在最后两女簇拥着一坐客的背后,加上了一张高的长桌,上面放置了笔墨,铺有一张卷纸,上面竟然压着“镇尺”。而顾闳中的原作只有椅子、几、齐膝的方桌,从头到尾不存在高的桌子。至多在唐或唐以后的五代,将几置于床榻上从事写作。

唐氏浪漫成性,他把明代“伏案”书写的情景强加于五代,可见明代人对五代以前的书写方式已不了解。这种现象钱钟书先生在《七缀集》中也嘲笑过:“都穆《寓意编》:王维画伏生像,不两膝着地用竹简,乃箕股而坐,凭几伸卷。盖不拘形似,亦雪中芭蕉之类也。”可见王维也将唐朝人的习俗强加于西汉的伏生,真好比硬要将炎夏的芭蕉长在寒冬的大雪中。看来,“关公战秦琼”,古来有之。虽然唐氏、王氏浪漫,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客观的时代背景。

(摘自《书法有法》,知识出版社出版,定价:32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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